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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晚唐詩人的湘妃情結
發布日期:2017-12-06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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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妃,即娥皇、女英。二女本是帝堯之女,后嫁與舜為妻,以賢德聰慧聞名。其與瀟湘發生聯系,則源于一段凄惻動人的傳說:“昔舜南巡而葬于蒼梧之野,堯二女娥皇、女英追之不及,相與協哭,淚下沾竹,竹文上為之斑斑也。”(《述異記》)二妃在傷心絕望之下,投于湘水而死,化作湘水之神,故名湘妃。湘妃泣竹的傳奇故事,二妃與虞舜至死不渝的凄美愛情,加之瀟湘獨特的自然與人文景致,都給予了后世文人騷客無窮的詩興。

雖然湘妃傳說始自堯舜時期,至漢魏已基本定型,但大規模以湘妃為題作詩吟詠的現象卻出現于唐代,又尤以中晚唐為盛。當世對湘妃傳說及相關意象的關注與發掘,并非偶然。湘妃詩的主體是紀行感懷詩。詩人因漂泊、漫游、流放、貶謫等多種原因來到瀟湘,拜謁湘妃祠廟、湘妃祠,或由音樂、斑竹勾起綿綿情思,在詩歌中淋漓盡致地抒發了由湘妃傳說引發的懷古幽思,寄寓了自身的惆悵感慨,促進了湘妃詩創作的繁盛。劉禹錫被貶朗州,作《瀟湘神》;元稹由江陵府士曹參軍徙通州,途徑瀟湘,作《奉和竇容州》、《斑竹》,吟詠湘妃舊事。瀟湘的清絕山水、屈賈情懷、湘妃傳說與仕途失意、襟抱未開的詩人碰撞出了綿延不斷的詩情。

詩人流寓湖湘,多感懷湘妃舊事,可謂是借湘妃之杯酒,澆胸中之塊壘。細思其內在動機,主要有三點:首先,湘妃傳說在當時普遍流傳,二妃尋舜在地理位移上是由北向南,與詩人離開北方家鄉、漫游或流貶至南方瀟湘是相同的。同為北地人羈留瀟湘,文人就自然產生“同是天涯淪落人”的感慨,把湘妃當作自己旅途中的知己。其次,湘妃與舜的愛情悲劇、文人理想抱負的不得實現,二者具有同質性。愛情與理想都是人類個體生命期許的美好事物,這種在追求途中受挫、求而不得的情感是相通的。有著相通生命體驗的詩人,更易為湘妃傳說所觸動,生發身世之感:“湘南自古多離怨,莫動哀吟易慘凄”(張沁《晚泊湘源》)。一些詩歌以湘妃、屈賈并言:“二女竹上淚,孤臣水底魂”(韓愈《晚泊江口》),“二女空垂淚,三閭枉自沉”(李涉《鷓鴣詞》),“懷沙有恨騷人往,鼓瑟無聲帝子閑”(《岳陽樓晚望》)……湘妃與楚客騷人的遇合,使詩人的懷古幽情更為深沉。其三,湘妃泣竹,而今斑竹猶存。竹子在中國古代文人心中有獨特的意味,竹正直有節、卓爾不群、謙遜溫潤,是文人士大夫所推崇理想人格的象征。而斑竹又承載了相思離苦,多了幾分柔和哀婉的女性美。這些心理上的共鳴感,正是詩人心生感懷、創作湘妃詩的內在動機。

此外,就時代詩風而言,中晚唐為懷古詠史詩的黃金時代,湘妃詩大體可歸于此類。中晚唐懷古詠史之風愈演愈盛,很多詩人以懷古詠史作為調適心靈、尋求精神寄托的方式。具有代表性的湘妃詩,如劉禹錫《酬瑞州吳大夫夜泊湘川見寄一絕》:“湘妃舊竹痕猶淺,從此因君染更深”,李端《江上賽神》末句:“獨憐宦游子,今夜泊天涯”。前者以湘妃泣竹典襯托客愁之深沉,寄寓了對朋友的同情與勸慰;后者敘寫楚地祭祀湘妃的獨特風俗,最終落腳點卻在自身的羈宦之苦。湘妃傳說的“昔人幽恨”,既引發了詩人的懷古愁思,也寄托了今人的無限傷懷。在湘妃詩中,或隱或顯,都存在著這樣的愁怨幽恨之情。杜甫的《湘夫人祠》末句:“蒼梧恨不盡,染淚在叢筠”,杜甫作詩憑吊湘妃,亦是自我傷懷。 “蒼梧何恨?恨不得從舜也。用本色作收,而自喻之旨已露”(《杜詩詳注》)。空懷致君堯舜、比肩稷契的志向的杜甫,面對污濁混亂、不辨賢愚的政治現狀,毅然棄官而去。杜甫內心的失落與遺恨,潛藏于吟詠湘妃的詩篇之下。湘妃之恨,亦是杜甫之恨。

總之,中晚唐詩人的湘妃情結及湘妃詩的大量涌現,從宏觀來說,是中晚唐興起的懷古詠史風潮的有機組成部分,從微觀來看,則源于詩人在湘妃傳說、瀟湘山水、屈賈情懷共同激發下,產生的情感共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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